有人曾问我，为什么“远恒佳重庆公学”要带一个“公”字，分明是私立学校，带一个“公”字，是不是想借“公立”的光，给人一种“公办”的表象？
我笑笑，不便回答。不便回答，主要还是因为说来话长，不了解“公学”二字的来龙去脉和发展历史，说也白说，你说得再多，人家未必听得进去！
“公学”一词起源于英国。1572年，英国农民约翰·莱恩见于贫苦家庭的孩子读不起书，立意办一所学校，专门教育贫困子弟。他的想法得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特许，遂建立学校，成立了哈罗公学。费用部份由王室资助，部份由社会募集。当时英国等级分明，贵族子弟和平民子弟接受的教育差距很大，特别是在礼仪方面。莱恩发誓要让贫民子弟也要像贵族子弟一样学得有礼貌、教养和尊严，因此，在这方面他不遗余力，以至于着贵族子弟服装却戴一顶贫民硬草帽成了学校学生留传至今的“标配”。因为教育得方，贫民或平民子弟大多学有所成且有社会责任担当，后来许多贵族也把子弟送到了这所学校来，到19世纪，哈罗公学已是大英帝国4大私立名校之一，像著名诗人拜伦、以及二战时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都是哈罗公学的校友。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公学”并不是“公立学校”的意思，它只代表学生有“公共情怀”和“公众责任担当”！
中国最早的公学创办于1906年。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1月，为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东京8000余名中国留日学生罢课抗议，3000余名留日学生退学回国。1906年2月，大批留日学生返抵上海，没有着落，留学生中的姚洪业、孙镜清等各方奔走，募集经费，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租民房为校舍，开始筹办中国公学，后迁至吴淞（今吴淞中学）。两江总督端方每月拨银1000两，派四品京堂郑孝胥为监督。校务由执行、评议两部负责，革命党人于右任、马君武、陈伯平、李登辉等任教员。1906年4月10日，中国公学在上海正式开学。共招学生318人，来自13个省。分大学班、中学班、师范速成班、理化专修班。胡适当时是公学学生。1908年9月，因闹学潮，胡适随一些激进同学离开公学，自办新公学继续学业，同时又兼了新公学低级班的英语教师、兼批改作文。退出老公学的学生自动捐款，加上社会资助、支持，租赁庆祥里作校舍，学生自己管理，兢兢业业办校。艰苦悲壮地支撑了一年多时间，终因经费拮据，难以为继，于是又与老公学谈判合并，160多人的新公学大部分学生回去了。1909年10月，中国新公学与中国公学合并。合并后不久，经费依然不足，公学几将解散。为唤起国人对公学的关注，姚宏业愤投黄浦江自尽。民国成立后，得到孙中山、黄兴扶持。此后，吴淞中国公学逐渐发展成包括文、法、商、理四院17系的综合型大学，并增设了中学部。1915年，梁启超任董事长。因为孙中山、黄兴的扶持，所以中国公学的“公”字始融入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教育理念。
1915年，北京国民大学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合并，称中国公学大学部。
1917年3月5日，北京中国公学大学部改名中国大学，学校迁入北京西单二龙坑郑王府新址。同年，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停办。
1919年中学部恢复，王家襄任校， 1922年升为大学。
中国公学当时不用高中文凭就可以投考，录取新生条件较宽，教学当中新开的选修课目也很多，可谓学术相当自由，德日派、英美派都有一席之地。讲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学说的也都有，没有什么顾忌。这在当时的大学里是别开生面的。但思想活跃的地方，容易发生纷争，终于酿成冲突。
193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前，为了中国应不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一年中就发生了四次风潮，学校接连换了四个校长。1932年，“一·二八”之役，学校毁于日军炮火，被迫停办。
1933年，公学师生撤退到法租界赵主教路（今五原路），借褚辅成办的上海法学院教室复课，重新开办，由熊克武任校长。
1936年，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勒令停办。
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公学名存实亡，仅在重庆开设有中学部。
1940年，重庆中国公学（中学部，即中国公学附属中学，）亦停办。
1949年2月，熊克武、但懋辛（辛亥革命运动四川领导人）等在重庆重新组建中国公学。
1951年，中国公学与正阳法商学院等合并为重庆财经学院，次年并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刘伯承任校长。1953年，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为基础，合并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重庆财经学院的法律院（系）又成立西南政法学院，即今天的西南政法大学前身。
当然，这些资料是从网上查来的，我没去做过具体的考证，总之，中国公学从创办之日起，就命运多舛，莘莘学子们的求学之路和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命运相连，虽然时起时伏、时兴时衰，不断的关停、迁徙，历尽坎坷和千辛万苦，但是，它却为苦难中的中华民族培养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如胡适、冯友兰、罗尔纲、吴晗、何其芳等著名学者，以及江姐这样的革命志士，都曾是中国公学的学生。江姐于1936年考入重庆南岸中学，1938年12月又考入重庆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在中国公学停办后，江姐才按上级指示于1940年秋考入重庆中华职业学校会计班学习。
2015年，长寿区政府和深圳远恒佳教育集团有感于中国公学的历史渊源、使命和责任，决定联合恢复重庆公学的办学，并命名为远恒佳重庆公学。所以，远恒佳重庆公学的“公”字与“公立”的“公”字无关，只与“天下为公”、“立德立公”有关。
纵观英国哈罗公学和其他公学的历史，也纵观“中国公学”的历史，不难看出，二者是有区别的。英国的公学注重“贵族精神”的培养。尽管哈罗公学办学的初衷是帮助贫苦人家的子弟上学，但目的仍是要让贫苦人家的子弟接受到“贵族”式的教育。到后来，哈罗公学基本上属于贵族学校了，一般的平民百姓子弟是很难上得了这样的学校的，起码收费就相当的高。中国公学办学之初只是借了英国“公学”的名，实质上是一批学子希望借此来振兴中国的民族教育。中国当时的教育，拒绝科技方面的知识，唯八股文为重。洋务运动后，使中国有识之士明白了强国必先强教育，要接受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因此，那批留日学生回国后最大的梦想就是办一所不同于清王朝传统学校的学校。他们四处奔走，四处筹款，几乎不存一己私利。所以，中国公学不是要培养“贵族”，而是要培养社会精英人才。这样的不同，也决定了二者后来命运的不同。英国的公学，多为社会有钱人资助，入学的也基本上是贵族和有钱人的子弟，学校不存在办学经费的不足，越往后，越有办学实力。而中国公学，诞生于积贫积弱的动荡时期，招收的学生比较复杂，多看才华和学识，少有看家庭背景的，这就决定了捉襟见肘的愿望赶不上残酷现实的问题。愿望再好，没有钱，也注定办不出好学校来。
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深圳远恒佳教育集团和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决定联合复办“重庆公学”，我在想，其初衷大概也不外乎一是继承“中国公学”强国先强教育的“精英梦”，以远恒佳的办学经验、资源和实力，创办一所与时俱进的优质学校，为社会培养出一些“精英人才”；二是借鉴英国哈罗公学等西方公学的办学模式和经验，注重学生礼仪文明和责任担当的培养，让学生开拓视野，放眼世界，更好地做一个既有礼仪文明又有责任担当的现代公民。如此说来，便真如宋总曾经给我讲过的那样，远恒佳重庆公学的教育理念就是要将中西方文化兼容并蓄，整合成一个系统，培养出“不仅具有自信的文化素养、自立的个性品质、自强的独立人格，而且还要具有爱阅读、爱创造、会思考、会交往、敢负责、敢为先的创新型人才。”
远恒佳重庆公学有个关于“美好教育”的愿景表述：“焕发美好的人性，培养美好的人格，拥有美好的人生，建设美好的教育。”不多，只4 句话，但4句话的内含容量却是相当大的。而对“美好教育”，学校也有十分具体的指向：“美好学校：这里给你支点，让孩子走向世界；美好学生：习惯好，能力强，成绩优；美好教师：有愿景，重文化，懂浪漫；美好家长：有共识，爱参与，乐分享；美好管理：聚智慧，能知行，敢担当；美好课堂：三三四大课堂。”
我在这里不对这所学校的将来做过多的期待和评判，毕竟才刚刚建好，许多的东西都还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正如计划再好也不如变化太快一样，有些事情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仔细翻阅过学校的一些资料，客观地说，他们的某些理念和观念尚停留在“愿景”的层面，有待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和补充。不过，学校建好了，实质性的步伐已经迈出了，这所公学，将来就必定要努力往前走，并且还要走得“与众不同”，还要走得有自己的特色，才不至于辜负了宋总、麦总、程总等一批热心于教育事业的办学人的初衷，才不至于辜负了那么多老师和员工在建校之始所付出的艰辛的劳动。
我是这所学校建校之始的“见证者”，我之所以要用笔来记录下自己的点滴感受，就在于我也热爱教育事业，我也希望自己能为这所学校的“美好教育”做一点什么。立德立公，龙行天下！所有的教育，都应当“德”字当先、“公”字当头，时刻把学生“德”的培养和“公道、公正、公平”的“公性”培养放在首要位置，才能培养出真正对社会有用和有益的人才。国家正处在蓬勃发展的上升时期，这样的时期是需要大量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的，我相信远恒佳重庆公学乘了这一东风，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开创出平民精英教育的崭新局面来。
